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馮俊新分析，1900年以來發(fā)生過四次“逆全球化”：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以后的混沌時期，當時德國作為戰(zhàn)敗國賠款，慘烈的賠款開啟了第一個“逆全球化”的時期，全球貿易額占GDP(國內生產總值)的比重30%降到15%；第二次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后，全球貿易額占GDP的比重從接近20%降到10%左右；第三次是上世紀80年代，全球貿易額占GDP的比重下降8%；第四次是2008年至今，全球貿易額占GDP的比重已下降了6%左右。

　　對于美國“逆全球化”的政策初衷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趙勇表示，解決貿易失衡、促進制造業(yè)部門就業(yè)、實現美國的再次強大，看似是美國“逆全球化”策略的目標，但從內在經濟邏輯來看，“逆全球化”實際上無益于這些目標的實現。對美國而言，“逆全球化”戰(zhàn)略實施的短期經濟效果如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這一戰(zhàn)略實施過程中調整成本的分配。

　　對外經貿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院長屠新泉也認為，美國制造業(yè)就業(yè)下降的原因包括產業(yè)結構調整、制造業(yè)生產率提高、工廠轉移到海外等，不是簡單靠“逆全球化”就能解決。

　　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表示，隨著全球化的深入，特別是在技術進步開始有所衰竭時，發(fā)達國家內部的分化就變得十分強烈，民族主義也隨之產生。調整“逆全球化”還要靠調整收益分配，包括國家內部收益分配、發(fā)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的收益分配等。

　　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孫浦陽認為，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為應對“逆全球化”提供了好的路徑，同時要深挖內需，進行技術創(chuàng)新，提高競爭力，緩解對出口的依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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