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獄14年后，曾被認定殺害前女友并伙同家人分尸、拋尸的繆新華最終被判無罪。
“14年的光陰，5個人的一生。”這是新聞跟帖中，網(wǎng)友留下的一句意味深長的感嘆。誠如律師所言，這起案件與其他的申訴案件相比，存在物證不足，定罪依據(jù)不確實、不充分等共同特點，而另一方面，像這樣一家五口同時蒙冤的案件也是極其罕見的。這種罕見，不僅讓人看到冤假錯案的代價之大，也折射出發(fā)生錯案本身的荒謬——能讓一家五口同時蒙受冤屈，當時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
作案工具菜刀、砧板均未被警方發(fā)現(xiàn)人的血液成分，繆新華等人供述的現(xiàn)場也未檢出被害人楊某的血跡；所謂拋尸現(xiàn)場、拋尸用的塑料袋均沒提取到繆新華等人的腳印、指紋等痕跡，被害人物品的去向亦沒有查清；繆新華等5人的供述前后不一致……僅憑常識就不難判斷，憑當時的證據(jù)鏈條，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疑案。然而，最終僅通過DNA鑒定發(fā)現(xiàn)的3根死者毛發(fā)，該案就被坐實。在當事人經(jīng)過兩次上訴后，福建高院最終對繆新華改判死緩，而對其余4名被告人，維持一審判決。而上述改判，在當時被稱為“留有余地”。
“留有余地”的改判，最讓人唏噓。一方面，要慶幸，若不是這一紙改判，或許繆新華就將復制聶樹斌的命運，無法等到14年后遲到的正義；另一方面，也正因為這一“留有余地”的操作，讓人看到由“疑罪從輕”到“疑案從無”，雖只有一字之差，其結果卻往往是判若云泥。所謂疑案，就是證據(jù)不足的案件，那么遵循程序正義和證據(jù)鏈條的完整性，疑案自然就應該作無罪處理。但囿于“破案指標”等外部行政干擾以及受“不能錯放一人”的復仇司法觀的影響，疑罪從無卻總是呈現(xiàn)出“知易行難”的尷尬。就此而言，繆新華一家五口的無妄之災，再次警醒社會：無論如何，從司法理念，到司法實踐，再到社會心理，都有必要跨越“疑罪從輕”“疑罪從掛”這道坎兒，邁向真正的“疑罪從無”。
去年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在撰文談及“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”時曾指出，于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、無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樹立的情況下，更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，寧可錯放，也不可錯判。“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，天塌不下來，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，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，天就塌下來了。”此番言論從觀念層面厘清了社會對于“疑罪從無”所可能存在的偏見。
而在實操層面，“疑罪”之所以難“從無”，更與刑訊逼供、非法證據(jù)排除不足、律師權利未得到足夠尊重等司法漏洞有著直接關聯(lián)。事實上，這次的繆新華案，也曾被指存在刑訊逼供現(xiàn)象。由此也說明，冤假錯案雖各有各的不同，但制造冤案、錯案的原因，往往大同小異。近年來被平反的冤假錯案繁多，首先當然是對當事人的正義送達，但同時更是對司法制度與痼疾的檢修過程。那么，在新的案件審理上，理當充分展示冤案平反過程中吸取的教訓和制度修復的成果，從“增量”角度，防范冤假錯案的再生。
另外不得不提到的一點是，對于像繆新華案這類明顯存在“留有余地”操作的案件，到底如何對案件相關的司法人員進行追責，往往成為一道難題。其實，沈德詠大法官也曾專門談過這個問題：法院雖在防止錯殺上是有功的，但客觀而言在錯判上又是有過的，畢竟這種留有余地的判決，不僅嚴重違背罪刑法定、程序公正原則，而且經(jīng)不起事實與法律的檢驗。（原標題：“疑罪從輕”到“疑罪從無”需要艱難一躍）